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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法学三阶层理论之车浩:当代阶层犯罪理论的两个实践优势(上)

发表时间:2019-08-28 16:44

内容提要:与四要件理论相比,阶层犯罪理论具有高度体系化的特点。四要件理论尚停留在要素集合的阶段,阶层理论则形成了位阶体系,后者是前者的进阶与升级。体系化的阶层理论的实践优势表现在:为司法人员提供路标指引和检验清单;保障法律适用的正义性和安定性;限制司法恣意、使案件审查透明化;评价指引公民行为、呼吁对法的忠诚。当代阶层理论与传统的阶层理论相比,表现出从存在论向着功能主义(目的理性)转变的倾向。阶层理论的自我进阶,有助于保持体系化优点的同时并克服其弊端。以故意重心的变动、被害人教义学视角下的正当防卫,以及偶犯、惯犯之分与违法性认识错误的可避免性为例,可以分别说明构成要件、违法性与责任三阶层的功能化及其实践意义。

  关键词:体系化;功能主义;阶层犯罪理论;四要件理论;实践优势

目次

一、从要素集合到位阶体系:阶层理论是四要件理论的进阶

二、体系化的阶层理论的实践优势

三、从存在论到功能主义:当代阶层理论的自我进阶

四、功能主义阶层理论的实践优势

  阶层犯罪构成理论,或称为阶层犯罪论体系,是一种起源和盛行于以德日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的犯罪构成理论。阶层犯罪构成理论与传统的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之争,已经成为21世纪以来中国刑法学史上最重要的事件。这场学术争论的意义,甚至超出了哪一种理论更值得选择这一问题本身,而是成为中国刑法学告别封闭而追求学术开放、打破禁区而追求学术自由与反思移植而追求学术自主的一种象征性符号。因此,在推动学术与政治脱敏、允许百家争鸣的意义上,对这场世纪之争的重要性,无论如何评估都不为过。

  但是,除了理论贡献,它仍然需要回答实践层面的疑问。我国学者高铭暄教授(2009)指出,来源于前苏联的四要件理论是“一种历史性的选择”,也“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以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为核心的中国刑法学体系早已建立数十年,深入人心。”[1]所言甚是。大多数司法实务工作者对于四要件理论都是耳熟能详,运用娴熟,而对于新出现的阶层理论则颇感陌生,甚至有畏难之情。因此,摆在阶层理论主张者面前亟待回答的问题是:在司法实践中使用阶层犯罪构成理论,究竟有什么重要的裨益与优点?

  作为刑法理论的核心架构,阶层犯罪构成理论覆盖到总则和分则的各个方面。本文并不打算从具体细节上去回答上述疑问,而是站在宏观层面上指出,经过发展改造的、当代有代表性的阶层犯罪理论,能够保障司法妥善运行的两个最重要的特点:体系化与功能性。前者是在与传统的四要件理论的比较中得出,后者是在与传统的阶层犯罪构成理论的比较中得出。正是由于具备了这两个优势,当代阶层犯罪理论,比以往的阶层理论以及传统的四要件理论,能够更好地回应司法实践的需求。

  一、从要素集合到位阶体系:阶层理论是四要件理论的进阶

  迄今为止,学说史上出现过的各种犯罪构成理论,以是否形成理论体系为标准,大体上可以被归入两种理想类型:要素集合与位阶体系。两者之间的关系一言以蔽之:后者是前者的理论进阶和升级。

  (一)要素集合与位阶体系:犯罪构成理论的两种形态

  在要素集合式的犯罪构成理论中,各种事实性和规范性的要素被总结和提炼出来。包括一些最基本的要素如“行为”或“结果”等,或者说对这些同类物的简单归类,即所谓“客观要件”或“主观要件”等。这些要素同时齐备即意味着犯罪成立,但是诸要素之间缺乏张力,也就是说不存在或不明显存在连接、递进、交叉等关系,而基本上处于一种并列的状态,以此为根据在认定犯罪时具有一次性和共时性的特点。这种犯罪构成的理论模型,可以被称作是平面式的要素集合。

  总的来看,可以被归类到要素集合的理论模型中去的理论和学说包括:苏联和当代中国的犯罪构成理论;贝林(Beling)之前的德国理论和早期日本学者的观点;以及直接师法日本的民国时期的刑法学等。尽管这些理论产生于不同的国家和时期,其时代背景和理论基础各不相同,在具体的术语和理论细节上也相互迥异,甚至对于犯罪成立到底需要哪些要素也看法不一,但是其理论建构的核心意图和整体结构却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它们都认为,要素齐备是犯罪成立的充要条件;至于以何种逻辑结构将这些要素有机地联结起来,以及司法者在认定犯罪时应该以什么样的思维模式和顺序去考虑这些要素,并没有在这一类理论中得到充分的说明和重视。

  例如,德国早期出现的“主观—客观”的要素集合式理论。犯罪的主观归责与客观归责的区分在德切安诺(1590)、特窝多里古斯(1618)、普登多夫(1660)、沃尔夫(1738)、胡梅尔(1784)关于犯罪的理论中,已经得到了深入的展开。[2]费尔巴哈(Feuerbach)在《德国刑法教科书》(1801)中指出,犯罪的构成要件就是特定行为特征的整体。“通常情况下属于构成要件的有:行为的特定的违法后果、违法行为的特定的主观根据、属于犯罪构成要件的特定的外在行为的特征。”[3]但是,这些要素之间的组合方式,以及与他所说的阻却违法性的根据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在他的教科书中呈现出来,而是被分散地、无关联地论述。[4]

  又如,民国时期的“主体—客体—……”的要素集合式理论。在这一时期,许多刑法学着作和教科书里出现了对于犯罪成立的一般性要素的概括和阐述。例如,赵琛在《刑法总则》中认为:“成立犯罪的一般要素包括犯罪主体、犯罪客体、责任(意思与能力)、行为的危险性以及违法性等。”[5]这一时期中国刑法学,在引进和吸收日本刑法理论的基础上,开始关注犯罪成立的一般性要素。主体、客体、违法性、责任等近现代刑法学关于犯罪构成理论的一些关键性和普通性的要素都已经开始从具体的、特殊的分则条文中被抽象出来;但是,对于这些要素之间的关系研究仍然付之阙如,整体上也没有形成有内在逻辑关系的理论。[6]

  1979年刑法颁布后,刑法学研究复苏。1982年,高铭暄主编的《刑法学》出版,该书参照苏联刑法学的理论框架,建立起以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为核心的刑法学体系,为之后各种文献所沿用,成为中国刑法学界的通说。按照四要件理论,犯罪成立需要四个要件:犯罪客体、犯罪主体、犯罪客观方面与犯罪主观方面。只要四个要件齐备,即可认定犯罪。[7]在很大程度上,这种四要件理论和前面所说的“主观—客观”的要素集合是一脉相承的,可谓是“主观—客观”要素集合的发展和变种。苏联刑法学在论述四要件理论时,重点在于指出它们是犯罪成立特征的“总和”。[8]中国大多数教科书在阐述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时,也体现了这种强调要素总和的特点。高铭暄主编的《刑法学原理》认为:“犯罪构成是指我国刑法所规定的,决定某一具体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而为该行为构成犯罪所必需的一切客观和主观要件的总和。”[9]由杨春洗、杨敦先主编的《中国刑法论》认为:“犯罪构成是指我国刑法规定的某种行为构成犯罪所必须具备的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的总和。”[10]这些论述在指出犯罪构成的四个要件的同时,并没有指出四个要件之间的强制性关联,这些要件之间几乎是平行存在的,没有严格的排列顺序,仅仅在犯罪构成理论之下集合在一起,可谓是一种典型的要素集合式的犯罪构成理论。

  与上述要素集合式的犯罪构成理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位阶体系式的犯罪构成理论。在这种理论中,各种要素被进一步整合成彼此相关的几个范畴,确立出逻辑始项、逻辑基项和逻辑终项,按照一定的顺序和阶层去构建体系,以此为根据在认定犯罪时具有步骤性和历时性的特点。“第二步永远不能先于第一步”,这种认定犯罪的理论模型是一种有内在秩序和逻辑顺序的位阶体系。

  在学术史上,自德国学者贝林和李斯特(Liszt)提出了古典的三阶层犯罪论体系之后,德国、日本、意大利、西班牙、波兰、希腊以及中国部分学者的犯罪构成理论,都逐渐地采用了各种形式的阶层体系。这种阶层犯罪理论不满足于仅仅说明犯罪成立的各种要素,更在于提供一套精确的定罪量刑的思维工具。根据犯罪事实的经常形态、特殊情况以及行为人个人的特殊状况,设计出一个决定行为的刑事可罚性条件的检验程序。既然是程序,就必然要求有严格的前后顺序,不能仅仅是要素和检验标准的罗列。阶层犯罪构成理论就是这样一种注重程序性要求的理论类型,它按照一定的顺序和阶层来依次检验行为,最终得出是否成立犯罪的结论。阶层理论是一种典型的位阶体系。

  阶层犯罪构成理论,最早必然要追溯到贝林。在1906年的着作中,他将犯罪划分为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以及罪责三个阶层。[11]由于李斯特在其1881年的教科书中也采用了这样的区分,[12]因此一般称为贝林—李斯特古典犯罪构成理论。在这个理论中,犯罪的客观要素都被归入构成要件与违法性中,故意和过失这样的主观要素则属于罪责。它与以往的犯罪构成理论最重要的区别是,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与罪责之间,不再是一种并列式的要件集合,而是有着严格的先后顺序。构成要件该当性的判断是第一位的,然后是违法性的检验,最后是罪责。于是,三个要件之间形成了若无前者必无后者的位阶次序,一种递进式的阶层关系出现了。这种阶层关系一经确定,就成为其后一百多年中德国犯罪构成理论各家学说轮流登场的固定舞台。在三阶层或者(将构成要件与违法性合并为)不法与罪责的两阶层的基本框架之内,变化的仅仅是各个具体要素的位置以及对阶层的解说方式,不变的则是阶层关系本身。不法与罪责的区分,是“过去几十年以来刑法教义学上最重要的成就,这种区分犯罪阶层的法律体系远远优于没有这种区分的法律体系”。[13]

  (三)四要件理论v.阶层理论:认知体系构建的两个阶段

  1.理论不等于体系

  作为犯罪构成理论的两种基本模式,要素集合与阶层体系之间的根本差异,在于体系化程度。“体系”一词,往往被混用于“理论”。然而,有理论不等于有体系。体系这一说法本身,就具有实质性的甄别功能。零散的知识不是体系,“真理是整体”(黑格尔)。所谓理论体系,是指按照一定的原则,按照理论诸要素的关系,把理论诸要素所组成的统一整体。[14]事实上,任何一门科学成熟的标志,总是表现为将已经获得的理性知识的成果——概念、范畴、定律和原理系统化,构成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这种理论体系不是零碎知识的汇集,也不是一些定律的简单拼凑,更不是许多科学事实的机械凑合,而是有一定内部结构的、相对完整的知识体系,或者说,是反映对象本质和发展规律的概念系统。

  具体到刑法,也是如此。作为德国刑法学鼻祖的费尔巴哈,描述过他心目中的科学体系对于法学的普遍意义,“通过经验积累以及加工的内容并不是科学,它们必须以科学形态表现出来。”费尔巴哈认为这种符合科学要求的表现必须满足以下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法律概念的正确性、明确性、准确性以及直白性;第二个条件是法规的内部关联;第三个条件是法学理论的体系关联。”对于法学理论的体系关联,他特别指出,“当一个内在相互关联的现有知识整体具有外部的或体系性的关联时,那么,该知识整体便具备了科学的完备形态。……科学的黑暗意味着,对内容不予区分、对不同种类不予分离、对相同种类不予整合、对于科学的各组成部分没有按照逻辑顺序加以编排,其中一部分以另一部分为前提、根据或通过该部分得以诠释,却没有根据这样的关系将各部分予以逐一排列。总的来说,就是不通过以上方法将一个粗糙整体变为一个有组织性的,自身与其各组成部分协调的整体。”[15]尽管费尔巴哈生前没有完成达到这个标准的犯罪论体系,但是他关于体系性对法学理论发展的重要意义的阐述令人印象深刻。真正完成了体系化工作的德国刑法学大师李斯特,特别地从刑事司法的角度指出了体系的重要性,“作为实用性很强的科学,为了适应刑事司法的需要,并从司法实践中汲取更多的营养,刑法学必须自成体系,因为,只有将体系中的知识系统化,才能保证又一个站住脚的统一学说,否则,法律的运用只能停留在半瓶醋的水平上。它总是由偶然因素和专断所左右。”[16]按照我国台湾地区学者洪增福教授的看法,犯罪论体系是依据论理的规则,支配或统一犯罪的实质概念而构成。“其功用在于将杂多之犯罪构成要素整纳于一个有秩序有系统之体系内,使人易于明了理解。”[17]

  综上可见,体系是依某种原理或规则所组织的知识的统一体,它不是单纯的知识的集合或分类,而是由贯通全体知识的原理予以支配、统一,并使其间保持有机关联的组织。就此而言,并非所有的犯罪构成理论或知识都可以称之为体系。刑法理论与刑法体系是不同的。有理论不等于有体系。一种理论可能是一种观点,或者一个假说,或者一些知识的聚集,但并非当然地就是一种体系,只有当该理论发展到比较成熟的时期才有可能形成体系。由此可见,刑法理论发展高峰的标志是形成体系。理想的犯罪构成理论,应当是一种关于犯罪认定和判断的认知体系,这样一种认知体系的建立,“必然在体系要素——也就是个别的概念——澄清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方才会发生”。[18]在这个意义上,我国学者李海东博士在其《刑法原理入门》中关于要素与体系的关系,有过一段精当的议论。“行为、构成要件、违法、责任以及许多其他对于上述犯罪体系的建立起着重要作用的概念,都不是这个犯罪体系创建者的发现。但是,他们与这些要素发现者的革命性区别在于,他们前人的这些发现之间尚不具有应有的理论与逻辑联系;因此,这些正确的认识常常成为理论思辨中的过渡物混淆在理论中,而缺乏可以理性把握的内在联系与逻辑。也就是说,这些发现当时并没有成为具有内在联系的体系。在耶林发现客观违法理论的基础上,李宾贝氏的犯罪体系澄清了这些要素之间的理论与逻辑联系,并根据它们的内在联系建立了规范科学体系。”[19]

  2.四要件理论与阶层理论在体系化程度上的比较

  根据上文对体系问题的理解,可以从两个方面对理论的体系化程度加以检验。一是建构理论所使用的基本概念是否具备,二是联结各个概念的逻辑结构是否合理。以此作为标准,对比四要件理论与阶层理论,可以看出前者其体系化程度明显不足,与后者相比,存在很大的缺憾。


  此外,认定故意犯罪的场合,客观先于主观也有节省思考成本的优势。无论是行为人的犯罪故意,还是目的犯中的特定目的,对此类主观心理事实的证明比较困难。特别是在诈骗类犯罪中,要想证明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常常是只能通过司法解释规定的一些经验性的现象去推定。但是这种推定是可推翻的,特别是行为人提出针对性的抗辩意见时,会加大法官自由心证压力的难度。因此,如果司法人员一上来就检验行为人的主观要件,可能就会陷入泥沼之中难以自拔。但实际上,很多诈骗案的法律适用问题,都出现在客观方面。如果能够首先排除客观构成要件,那么就没有必要再继续检验行为人的主观要件了。按照阶层理论中先客观再主观的检验顺序,能够降低此类主观要件难以查明案件的审查难度。

  例如,在宿成建诈骗案中,法院经审理查明,“2010年,被告人宿成建作为河南赊店福利瓶业有限公司的负责人明知其经营范围是玻璃工艺品,在得知上报淘汰落后产能项目能得到国家专项奖励的政策后,为骗取国家奖励资金,伪造虚假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等材料,通过社旗县财政局申报淘汰平拉工艺平板玻璃生产线一条。2010年10月至2011年5月,宿成建领取国家淘汰落后产能专项奖励资金226万元。”一审法院据此认定宿成建构成诈骗罪。[32]本案中,被告人主观上是否具有诈骗罪的故意以及有无认识错误,成为控辩焦点之一。在申报淘汰落后产能企业的过程中,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存在对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等申报手续把关不严,甚至为了支持企业申报而默许、放纵甚至鼓励宿成建对相关手续和内容涂改的情形。这就引出作为一个普通公民的宿成建产生法律认识错误的可能性:即在得到相关部门国家工作人员的默许和放纵之后,对自己的行为性质产生违法性认识错误,认为仅仅是手续、程序的改变,仅仅是起到降低形式障碍的作用,对实际存在的机器设备的申报影响不大,更不会认为自己是骗取国家资金。但是,一方面,控辩双方对这一点的证据认定存在争议,相关部门工作人员的证言牵扯不清。另一方面,违法性认识错误减免责任的效果也并未在实践中得到普遍认同。这就给司法认定带来了麻烦。

  在构成要件阶层的审查中,故意作为主观构成要件的内容,应当在客观构成要件审查之后才进行检验;而违法性认识错误,则属于构成要件和违法性之后的责任阶层才需要处理的问题。因此,按照阶层理论,对本案的正确审查步骤,不是先去处理故意和错误的问题,而是要首先检验诈骗罪的客观构成要件是否符合。如果客观要件符合,再去检验主观要件和责任;如果客观要件不符合,那么就没有必要再去费力地处理故意和违法性认识错误了,而是可以直接得出无罪的结论。

  在本案中,一审法院认定的“伪造虚假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等材料”一节,对于是否符合诈骗罪的客观构成要件而言,没有重要意义。诈骗罪意义上的隐瞒真相或虚构事实,仅仅限于导致被害人在处分财产的根据和原因上陷入错误的欺诈行为,只有这个意义上的行为才是诈骗罪意义上的欺诈行为。相反,虽然存在欺瞒行为,但是欺瞒的内容不是被害人处分财产的原因和根据,则这种欺瞒手段即使令对方陷入错误,也不是诈骗罪意义上的欺诈行为。在本案中,被告人能否获得国家下发的奖励资金,仅仅提交了申请材料是远远不够的。这些材料的作用,只是在经审查上报后,获得财政部的核查组对其进行实地核查的一种机会。只有在财政部的核查组对企业的机器设备实地考察,确认符合淘汰范围和标准之后,才会决定是否对其下发奖励资金。换言之,国家是否对申报落后产能的企业给予奖励资金,取决于要实质地审查企业的机器设备是否达到需要淘汰的落后产能标准,至于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等材料,仅仅是一开始申报淘汰落后产能项目的形式要求和启动程序,并不是国家最后决定发放资金、处分财产的根据和原因,因而对这类材料进行伪造,不属于诈骗罪范围内的欺诈行为,也不能成为追究被告人诈骗罪责任的理由。因此,判决书认定的“通过社旗县财政局申报淘汰平拉工艺平板玻璃生产线一条”才是问题的关键。由于相关机器设备是否实际存在,是国家下发奖励资金的根据和原因,所以若虚构机器的真实性,则可能构成诈骗罪。但一审判决书对此节语焉不详,故本案存在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的问题。最终,二审法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裁定撤销了一审判决,发回重审。[33]

  上述案例旨在说明,只要司法人员掌握了诈骗罪认定的基本法理,按照阶层犯罪理论的阶层秩序和检验流程,从诈骗罪的构成要件阶层的客观构成要件部分开始检验,那么,类似案件在客观层面就可以卡住,可以直接得出无罪的结论。不必再往下去检验主观要件,更不必在责任阶层的违法性认识错误的各种证据冲突中陷入泥沼。这样就降低了案件审查难度,提高了案件分析效率。

  (二)保障法律适用的正义性与安定性

  基于刑事法治的立场,法律适用工作要满足正义性和安定性的要求。仅仅依靠实定法无法独立完成这一任务,它还需要理论的指导和帮助。而高度体系化的阶层理论,通过对犯罪成立条件的分类安排,能够配合刑法规定,帮助司法工作有效地满足正义性与安定性的法治要求。

  例如,阶层审查顺序与共同犯罪理论之间的协作,可以作为一个说明阶层理论有助于实现法的正义性的例证。《刑法》第25条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在18岁的甲教唆13岁的乙入室盗窃的场合,由于乙因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不构成任何犯罪,那么也就无法与甲构成共同犯罪。这样一来,甲自身未实施盗窃行为,又不构成共犯的话,就无法处罚。但是,一个教唆他人实施危害行为的人,自身却仅仅因为他人年龄小而不受惩罚,这个结论显然有悖人们的正义观念,无法被法感情所接受。不过,在四要件理论中,由于直接排除犯罪主体要件,只能导向无罪的结论,因而从理论逻辑上无法提供帮助避免放纵甲这一不当结论。

  在体系化的阶层理论中,通说认为作为共犯的教唆犯和帮助犯,以正犯实施犯罪达到某种程度为必要。这就是所谓的“共犯从属性”。进一步地,根据共犯的成立,要求正犯必须具备何种程度的犯罪成立要件,或者说,要通过哪些阶层的检验,又有“最小从属性说”、“最大从属性说”和“限制从属性说”等不同形式的从属性理论。现在一般采用的是“限制从属性说”,即要成立教唆犯或者帮助犯,正犯必须具有构成要件该当性与违法性。[34]这样一来,共犯的认定与犯罪成立条件的阶层性就具有了密不可分的关联。按此,13岁的乙虽然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但这只是排除责任的根据,而非排除不法的根据。换言之,在面对不法也就是构成要件阶层和违法性阶层的检验时,乙是完全符合条件的,其所实施的是一个符合构成要件且具有违法性的行为。按照“限制从属性说”,在乙作为正犯实施了构成要件该当且违法的行为之后,甲就可以从属于乙而成立教唆犯了。而责任阶层的检验是参与共同犯罪者分别进行的,依照各自的个人情况认定责任。乙因为不满14周岁而不承担任何刑事责任,而18岁的甲具有刑事责任能力,因此应当按盗窃罪的教唆犯定罪处罚。这样的处理结果,对甲和乙都是公平的,也符合公众的正义观念,它正是在体系化阶层理论的帮助下得出的。

  又如,阶层理论对于正当化事由与免责事由的区分,可以作为一个说明阶层理论有助于平等和有区分地适用法律,从而保障法的正义性和安定性的例证。《刑法》第21条规定了正当防卫,第22条规定了紧急避险。根据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两者都属于正当行为,即“客观上造成一定损害结果,形式上符合某些犯罪的客观要件,但实质上既不具备社会危害性,也不具备刑事违法性的行为”。[35]但是,在四要件理论中,正当防卫与紧急避险的体系性地位始终是晦暗不明的。而在不同的案件中,是否以及如何有区分地适用这些正当行为的规定,也常常处在一种缺乏保障的、不稳定的状态中。举例来说,B在公交车上抢劫,乘客A拿起车载的灭火器将B砸成重伤。 A可以根据第21条规定的正当防卫来使自己的行为正当化。假设,另外一名乘客C站在A与B之间,A挥舞出灭火器时必然要先砸到C,可是对A来说,也只有通过这种方法才可能通过C顺势砸到B。那么,A就不能再用正当防卫的理由来让自己砸伤C的行为正当化。这个结论,通过第21条规定的防卫对象只能是“不法侵害人”就可以得出。问题是,不构成正当防卫,是否构成紧急避险?C面对A的攻击行为,能否进行防御和反击?C的反击行为又是什么性质?这些问题,仅仅依靠第32条的文字规定和四要件理论,很难得出稳定可信的答案。

  但是,借助阶层理论的架构,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在不法—责任的阶层理论中,区分阻却违法的紧急避险(以及正当防卫)与阻却责任的紧急避险。前者属于得到法所认可的、正确的、合法的行为,主要标准是避险所损害的利益要小于危险会损害的利益。后者则是被法所反对的不法行为,因为避险所损害的利益要大于或等于危险会损害的利益,只是不具有期待可能性或刑事需罚性而不受惩罚而已。按此,A对B的攻击属于阻却违法的正当防卫,A对C的攻击属于阻却责任的紧急避险。这种体系性的区分,会导向实践中的不同法律后果:①B是不允许对A的攻击主张正当防卫的,因为A对B的攻击属于正当合法的防卫行为,不属于“不法侵害”。但是,C却可以对A进行正当防卫,因为A对C的攻击属于不合法(至多可以免责)的紧急避险,构成一种“不法侵害”。②如果B不是抢劫犯,A对此存在认识错误,这种假想防卫下的认识错误,属于一种容许构成要件前提事实错误,排除伤害罪的故意,最终可能是A对B构成过失伤害。但是,误以为B是抢劫犯这一点,却不应当直接排除A对C的伤害故意,而是要考虑这种错误是否可以避免,再决定是否减免对A的责任。于是,A面对B和C挥出的这一击的后果,就可以在阶层理论中得到妥善的、有区分的处理。

  综上可见,阶层理论区分不法与责任,同时也就区分了正当化事由与免责事由。按照这样一种架构,大量个案中的情形,就能够依其具体的事实特点,在法秩序中得到刑事政策上令人满意的、照顾到各种不同利益状态的、安排合理的决定。于是,让同类情形得到相同对待,让不同情形得到不同对待,法的正义性的基本要求就能够得到满足,法律适用也获得了根据统一的安定性。

  相反,如果不借助阶层理论的这种体系化的力量,在面对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现象时,就会陷入“立法癖”的状态中,“似乎每个新发现的社会现象都需要一部专门的法律、规则或一个刑法条文”。[36]人们需要大量的规定,针对每一种可以想象到的具体情形做出特殊的规定,以满足司法实践的需求。这种“现象立法”的后果必然是带来立法——在我国主要是司法解释——的通货膨胀。缺乏明确的阶层理论的体系性引导,会滋生一系列的问题。一方面,司法者能够依赖的,就只能是一个松散的、无体系的立法或司法解释的集合体,而且处于无保障和不稳定的状态中。另一方面,大量针对具体情形先后出台的司法解释,常常具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特征,难以避免条文之间无法衔接、相互交叉和重叠甚至相互抵触的麻烦。因此,总是不断地有新的司法解释出台以替换与之相矛盾的旧的司法解释,这也会严重地影响法律适用的安定性。

  (三)制约司法恣意,实现审查透明化

  从刑事法治的立场来看,体系化的阶层理论具有透明化的功能。它有助于制约司法恣意,维护法的安定性。由于有章可循,案件审查的每一个步骤都能够公开地得到呈现,而且这样一种标准化的检验流程,也提升了判断主体之间相互对话的可能性。法律适用的后果有可预期性,避免司法者即兴、随意甚至恣意的判断。特别是对刑法的解释与适用来说,这种可预期性与可检验性尤其重要。阶层理论的任务,就是把所有的犯罪行为共通的结构性要素有体系地排列出来,让法律适用合乎事理且具有验证可能性,从而保障刑事司法的正义与安定性。[37]

  有些时候,如果司法者任意颠倒了审查顺序,或者无固定顺序地随意“探察”,会使得后面的要件受到前面要件审查结果的不当影响。常见的情形是,司法人员在构成要件阶层违反了“客观先于主观”的审查顺序,先从主观要件出发,得出符合的结论后,再审查客观要件。此时,当行为人已经被认定是这样一个头脑中充满邪恶念头的人时,再看其行为举止的性质,就很容易被认定为是邪恶的。于是,客观要件的独立审查的重要性被消解。携主观有罪之势,对客观要件的审查往往是顺势而下,只流于表面的形式了。

  例如,在王洪志诈骗案中,检察院指控,“2015年5月,被告人王洪志注册北京中企方圆科技有限公司,并招募业务员王晶、韩志刚等六人,在北京市昌平某公寓顶楼,相互分工配合,通过拨打被害人电话,虚构高价购买被害人注册的域名的事实,以被害人域名不完善,需要出资完全,抢注域名的方式骗取被害人钱财。2015年10月至2016年1月间,被告人通过以上方式共骗取被害人唐某某、吴某某、陈某某、曹某某人民币1047780元……被告人王洪志、王晶、韩志刚、马超、洪勇、朴志方相互或交叉结伙,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骗取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均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诈骗罪分别追究其刑事责任”。[38]在本案中,如果首先根据钱款去向(如用于个人挥霍),就可以先得出被告人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主观目的的结论,然后再将一个主观上打算欺骗他人和非法侵占他人财物之目的的行为人形象,套到案件中出现的一些虚假情况上去,那就很容易认定行为人客观上实施了诈骗行为。在司法实践中,思考在前的主观判断,确实会对客观判断造成很大影响。因为透过主观有罪的镜头去观察到的客观行为,往往会被“预判”为是不纯洁的。司法人员很难摒除这种前见。

  但是,如果一开始不是先入为主地戴上了行为人主观有罪的有色眼镜,而是首先从客观要件开始审查,就会有不同的结论。

  在本案中,一方面,虚构有人要高价购买被害人注册的域名的事实,仅仅是作为虚抬价格的手段,达到诱使对方相信域名的出售前景和交易价值的目的。在商业往来和谈判过程中,买卖意愿的真真假假是常见之事。特别是在没有合同约束的情况下,是否具有购买对方商品的真实意愿,并不受法律的管制。在刑法上,既不具有实质的社会危害性,也没有相应的罪名对其评价。因此,这种虚假陈述本身不具有独立的不法内涵,不能被单独评价为诈骗行为。另一方面,本案是对未来的价值欺骗,不符合诈骗罪的客观要件。诈骗行为针对的,只能是现在或过去已经发生或客观存在的事实。只有存在一个客观事实的“真”,才能对比检验出诈骗罪意义上的“假”。而针对未来的价值评判,由于尚未发生且属于主观预测,因而无法在客观上被证实或者证伪,故不能成为诈骗罪的欺骗内容。[39]在本案中,被告人王洪志等人实施的,是针对域名的出售和交易价值进行欺骗。这首先是针对未来而非现实的描述。但是域名的市场价格受到多种因素共同影响,未来交易前景究竟如何,无法基于现有的客观标准加以预测和检验。其次,这是针对价值而非事实的描述。域名的未来市场价格或交易前景属于价值判断,属于见仁见智的范围,无法基于客观标准予以检验。因此,本案中针对域名的未来价值进行欺骗,不满足诈骗罪必须针对客观事实进行欺骗的要求,因而不存在符合诈骗罪构成要件的诈骗行为。最后的结论是,在客观要件未得到满足的情况下,就可以直接得出无罪的结论,没有必要再去审查主观要件了。

  (四)评价公民行为,呼吁对法的忠诚

  阶层理论的体系化对于法治实现还有一个重要功能,那就是对于生活在法秩序中的公民来说,各个阶层的区分能够让其更好地认知和理解法秩序的要求和评价,对人们的行为做出各种分类指示,呼吁人们形成内在的行为约束和激励,提升对法的忠诚。

  首先,一个完全不符合构成要件特征的行为,在刑法上没有重要的意义,各个构成要件所要保护的法益没有遭受到任何危险或损害。例如,允许他人进入自己的房间,同意他人取走自己的财物,愿意与他人发生性关系等,这些都是法益主体人格的自由展开,是对自己个人法益的自我支配,也是基于无瑕疵的自我决定而对相应的结果自我答责。因为得到他人的同意而实施的进入住宅、取走财物以及发生性关系等行为,也都是因为对方同意而排除构成要件的原因,不构成任何犯罪。这种状态下,行为人与他人之间是一种自由相互协调的关系。这是一个独立的构成要件阶层传递给公民行为的重要指示。此外,包括近年来在网络上出现的特定个体之间的裸聊行为,因为不是面向不特定的公众,因而不属于传播淫秽物品罪的“传播”,也不符合组织淫秽表演罪的“组织”,也没有其他的构成要件可以涵摄,因而对刑法而言,这种行为就是自由的,即使它在道德或治安管理上应受谴责。这是构成要件阶层作为罪刑法定原则的技术表现,传递给公民行为的另一个指示。

  独立的构成要件阶层的意义还在于,将具有各种不同且关键特征的行为区别开来,使得公众知晓抢劫与抢夺的不同,盗窃与诈骗的分别,贪污与贿赂的差异,它们并不会因为分享一些共同的正当化事由,就在没有实际出现正当化事由之前也变得面目一致。构成要件“根据抽象的、为帮助人们理解而建立的禁止性标志这种方式,描绘了一般被禁忌的举止行为方式的图画,并且具有一种一般预防的功能。在这里,对构成要件特征的描述影响了一般公众的法律意识并且发挥了可能的威慑作用”。[40]公众可以获知各种禁止行为的轮廓以及具体后果,犹如在超市了解到各种商品的名称、性状和价格表,从而能够有效地权衡利弊,遏制非理性的犯罪冲动。

  其次,一个虽然在构成要件阶层的审查中符合相关特征,但是在接下来的违法性阶层的审查中,因为出现了正当防卫或紧急避险等事由而被正当化的行为,虽然也是无罪,但与上面所说的不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是不一样的。被正当化的行为之所以无罪,不是因为与刑法无关,恰恰相反,它通过该当某个构成要件与刑法产生了重要关联,只是在整个法秩序的综合评价中最终被认定为是合法的。这种整体性评价在各种正当化事由的具体根据中表现不同。例如,一个持刀杀死他人的行为,无论行为人提出的正当防卫理由是否被接纳,这都是一个符合故意杀人罪构成要件的杀人行为。防卫成立与否,不影响到杀人的性质。在一个自由互为前提的法治社会而非互相伤害的丛林社会中,对公众来说首要的观念是不得侵害他人特别是不得杀人,应作为一般行为自由的前提条件,并成为一种规范言行的诫令。这是刑法首先要向公众呼吁和传播的理念。因为如果每个人都能够遵守这样一种诫令,那么,引起正当防卫的“不法侵害”就不会出现,也不需要再讨论正当防卫的问题。但是,当一个人违反诫令,对他人实施了不法侵害时,他就在规范层面可预期地会遭受他人的防卫反击,即使这种防卫反击符合了某个构成要件的行为特征,并造成了损害法益的后果,这种后果也只能由不法侵害人自我答责。与之相应,“正义不必向不正让步”,那个遭遇不法侵害、为了自我保全而奋起反击的防卫人,刑法对他的鼓励和支持就是,他不必对其防卫行为造成的损害后果负责。于是,通过违法性阶层与构成要件阶层的区分,使得公民对于法秩序如何评价自己的行为有了更明确的认知,由此规范和指引自己的举止。

  最后,一个经过了构成要件阶层和违法性阶层检验的行为,就可以终局性地被标定为“不法”。它意味着,这样的行为是与法秩序相矛盾,是不被法秩序允许和支持的,通俗地说,就是“不对的”、“错误的”、“不正确的”行为。通常情况下,一个人必须要为自己错误的行为承担责任,进而接受与其责任相称的惩罚后果。而不法和责任的阶层区分,恰恰说明了,社会生活中有很多例外的情况:即使做错了,也仍然可能基于某些理由而得到宽宥。例如,不满14周岁的儿童和精神病人,均被认为是缺乏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人。他们所做的错事,并不是基于一个具有充分完整的意志自由的主体的决定,因此可以被原谅。又如,为了自救而将他人从在海难中求生的共用的木板上推下去,由于在自己的生命与他人生命的选择之间欠缺期待可能性,因此可以成立排除责任的紧急避险而得到原谅。上面这些行为得到宽恕的后果是法律上无罪,不承担刑事责任。

  尽管这与排除构成要件的“得同意”行为,以及排除违法性的正当防卫行为,在无罪无罚的最终结论上是一致的,但是,由于阶层理论的体系性区分,法律对它们的评价以及传递给公民的信息是完全不同的。一个20岁的人得到他人同意而发生性关系,或者因为正当防卫而杀人,均是受法秩序认可的正确的行为,因此无罪不罚;而一个未满14岁的人强行与他人发生性关系或者在缺乏正当化事由的情况下杀人,是不被法秩序认可的错误的行为,只是因为不具备责任能力,才认定为无罪不罚。由此,法律在阶层理论的帮助下,向公众发出告诫:行为对错的评价与有无责任能力无关,即使不承担刑事责任的儿童或精神病人,他们的错误行为仍然要受到法秩序的负面和否定的评价。同时也呼吁人们警醒:除非具备那些排除责任的特殊情形,所有人都要为自己错误的行为承担责任。

  在阶层理论的体系安排中,除了构成要件、违法性与有责性的基本阶层之外,还有客观处罚条件和个人刑罚减免事由这样的特殊阶层。它们仅适用于一些特殊情形,其体系性地位同样对应着专门的功能。例如,2005年最高法院《关于审理抢劫、抢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条规定,“为个人使用,以暴力、胁迫等手段取得家庭成员或近亲属财产的,一般不以抢劫罪定罪处罚”。2011年两高《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条规定,“诈骗近亲属的财物,近亲属谅解的,一般可不按犯罪处理。诈骗近亲属的财物,确有追究刑事责任必要的,具体处理也应酌情从宽”。2013两高《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条规定,“偷拿家庭成员或者近亲属的财物,获得谅解的,一般可以不认为是犯罪;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酌情从宽”。2013年“两高”《关于办理敲诈勒索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条规定,“敲诈勒索近亲属的财物,获得谅解的,一般不认为是犯罪;认定为犯罪的,应当酌情从宽处理”。这些司法解释背后的法理思想是,财产犯罪中的被害人与行为人具有近亲属关系时,该近亲属关系可以成为减免行为人刑罚的理由。司法解释之所以区分了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的财产案件与发生在社会上的财产案件,主要是考虑到预防必要性或者说需罚性的因素。对于发生在特定的近亲属之间的盗窃、诈骗等行为,面向社会公众的一般预防的效果较弱,预防必要性不大。相反,坚持惩罚行为人,可能会加剧近亲属成员之间的矛盾,破坏双方的和解空间,与“法不入家庭”的基本理念相悖。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些行为是正确的或者没有责任的。司法解释规定的“可不按犯罪处理”、“不认为是犯罪”等用语,表明的仅仅是一个不构成犯罪或不予惩罚的最终结论。而在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之下,并没有在得出最终的定罪结论之前先单独评价行为合法性的机制和功能,四个要件是认定犯罪成立与否的唯一根据。于是,借助四要件理论思考上述问题给人的印象是,行为合法(正确)与否的评价与最终构成犯罪与否的结论似乎合二为一了。这样一来,构成犯罪即意味着行为不合法(不正确),不构成犯罪即意味着行为合法(正确)。于是,一个根据司法解释规定的近亲属关系而不构成犯罪的行为人,他盗窃、诈骗、敲诈勒索近亲属的行为,居然因为不罚而被认为是合法(正确)的,这显然是荒谬的。至少,四要件理论没有能力回答这个行为评价的问题,只能对此保持缄默。

  但是,这个行为性质与定罪结论分离认定的要求,在阶层理论中就可以实现。按照阶层犯罪理论的体系架构,上述司法解释关于犯罪对象为近亲属的规定,属于个人刑罚减免事由。个人刑罚减免事由是立法者基于刑事政策的考量而规定的影响需罚性的因素,一旦在个案中具备相关情形,就会有减轻或免除行为人刑罚的后果。[41]按照阶层理论的审查顺序,个人刑罚减免事由,是要在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与有责性三个阶层审查完成之后,再开始进行审查。也就是说,适用该事由的前提条件,是行为人已经满足了不法和责任的阶层检验。这就意味着,行为人已经实施了不法且有责的行为。因此,像盗窃、诈骗、敲诈勒索近亲属的行为,虽然最后没有对其认定为犯罪判处刑罚,但是,其行为仍然是被法秩序所否定的、不正确的、不值得仿效的错误行为。(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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